摘要：以此为鉴，结合《科学技术进步法》第29条的立法目的，我国在刑事立法上宜尽早予以全面规定，正面回应社会舆论的呼声。 ...
最后需要重申的是，将相当因果关系说分为概率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经验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规范论的相当因果关系说，是本文运用马克斯·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方法，根据考察对象和判断标准的不同，按照理论自身的逻辑对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分类的结果。
最后，应当特别关注大数据、互联网等高科技带来的实证研究革命。(5)关于执政党遵循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带头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以及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制度治党等方面的法理问题。
三是立法程序应当科学民主，良法的生产应当通过科学民主的立法程序来保障和实现。第一，以新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作为法治创新研究导向。虽然法律法规众多，但能够真正解决矛盾和问题并让人民群众满意的并不太多，个别法律法规甚至形同虚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总抓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要坚持中国法治理论的民族性、原创性和中国特色，不忘本来、面向未来，复兴中华法系文明精髓要旨，弘扬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成功经验，体现新时代法治中国建设最新成就。
作者：李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法治中国的概念，并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为新时代法治发展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应当严禁以增强功能为目的对体细胞和生殖细胞进行编辑。
其次，未来法学也应当注意平衡个体利益和整体利益。在数据原生者、衍生者、交易者、使用者等角色之间，谁才是这些数据权利的主体，数据权利义务如何分配，如何公平占有数据和抑制数据垄断，如何合理使一个数据、数据权利和个人因素受到侵犯如何进行救济等，都是必须回答的时代课题。通过未来法学研究，可以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科技发展需求，有利于科技风险防范的规整逻辑。她经常与它依偎着外出，快乐地重温以往的经历。
这就要求未来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这些不同领域的发展态势。然而新的技术的发展割裂了制定时的客观情形与解释时的客观情形。
（二）必须正视制度设计背后的法律原理 国家必须通过法律对技术发展进行回应、保护或促进，但在立法上，如何以法律回应技术发展和进步，始终存在分歧和争议。从这个角度看，法律规整强调的是通过设定权利义务关系对利益和风险进行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对于疾病的治疗而言，基因编辑技术也只能作为最后手段发挥作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人的实际不平等性，对于新成熟的科技成果，往往总是由占有绝大部分财富的少数人先享用。
但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这种观点忽视了新兴技术带来的未来社会变革，很可能已经超出了个人、群体以及国家层面，而是涉及人类的存在自身。具体而言，如果根据现有法律标准宣告冷冻人死亡，倘若随着未来科技的发展，已经有成熟的技术可以成功复活冷冻人，则对于破坏尚未解冻的躯体的行为，究竟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就会产生极大的争议。只有在缺乏其他有效治疗方法的前提下，才能对生殖细胞进行基因编辑，以治疗严重的遗传疾病。在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的未来社会，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加之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很难根据既存的信息进行全面的功利衡量，这势必导致多元社会参与主体的利益和义务分配方式更加复杂。
正如康德所言，纯粹理性在认识世界之际必须先检验自己的认识界限。如前所述，制度设计同背后的利益分配原理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未来法学的研究必须要正视人何以为人这一终极问题。在现代国家，一般由国家垄断了所有制定法律或者执行法律的权力。
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充满非线性与不确定性、脆弱性与风险性的复杂性社会。社会关系的变革，最终会引发法律调整手段的革新。又如，对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等技术可能带来的技术风险，科技研发者或者应用者往往更具备专业知识，因此，在形成法律规整的内容时，必然要尊重他们的意见。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传统的婚姻关系、继承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势必将成为十分棘手的难题。因此，即使进行利益平衡，很多时候也难以全面地把握利益的构成方式，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平衡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为了确保分配规则的合理性从而可以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人们就不得不对各种相互竞争乃至冲突的利益进行排序，从而大致确立它们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四是缺乏相关政策、资金的支持。这一转变过程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依附性降低，身份性弱化，相互承认每个个体都具有作为人的尊严，从而实现正义作为根本的制度原则在于，保护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这一人类尊严的诉求。
亦即，它最终所调整的对象必然是那些在当今社会尚不存在的事物。因为众多科幻电影、未来学家早已警告人们：人工智能若不受控制地发展下去，将会灭绝人类。
又如，2017年11月17日，Canavero宣布世界第一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已经在一具遗体上成功实施。与之相类似的还有2014年在我国出现的首例冷冻胚胎归属案。
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可能利用各种方式克服进化的限制，同时也使得社会关系的存在场域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时间的限制。其次，未来法学关注未来社会关系对既有的法律关系的影响。特定的法律规则与其制定时的事实与法律情势密切相关。例如，民法中的损害赔偿关系、婚姻关系、继承关系，刑法中的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等等。
例如，转基因技术以及基因编辑技术究竟会给后一世代产生何种影响？人工智能究竟是人类的福音或终将成为人类的主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究竟使我们获得了更大自由还是在进一步侵蚀我们的自由？又如，人体冷冻精子、冷冻人以及换头术等医疗技术，究竟会对人类族群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对于以上的疑问，人们根本无法通过因果分析或者相关性分析作出说明。未来法学之所以关注未来社会关系及其对既有法律体系或者法学理论的冲击，根本目的在于为未来社会中的法治建设提供可资参考的标准。
英国法学家梅因曾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又如，在大规模地采用人工智能代替自然人工作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这虽然在短期有利于提升生产效率，但从长远来看，大量的失业人口反而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不利于购买力的提升，由此导致经济活动无法保持良性循环，这必然会影响人类的繁衍生息。
无论权益分配或曰风险分配，必然要落实到一定的法律主体之上因此，各种制度的设计往往涉及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利益分配同时意味着风险的分配。
但是，人类借助科技成果摆脱自然进化的行为，并非没有任何界限。但是，最近的技术发展在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展露出其对人类自由可能造成巨大的消极影响。无论未来怎么发展，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必然是在一个限定了生活财富储量的世界中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规则，也就是物在人们之间分配的规则。通过未来法学研究，可以建立一套能够适应科技发展需求，有利于科技风险防范的规整逻辑。
不难设想，随着科技水平的迅猛发展，人类社会很可能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即所谓的社会形态奇点）产生飞跃性的突破，从而促成人类社会的法律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变化。（二）多元利益的动态平衡是未来法学研究应当秉持的利益观 首先，未来法学应当注意平衡国内利益和国外利益。
具体来说，它指的是人们对一个动态系统的未来状态所作的预料、分析和推断，以及用未来信息反馈的观点处理现实问题的一门综合性学科。因此，通过建立各种规范系统的方式，预防风险是未来法学必须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网络时代产生的数据和信息等导致物权和债权二分的财产法制度已经不能妥当概括现实生活中的新情况。即便认为科学技术自身是中立的，也不能就此认为，其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也是中立的。
